自古以來，擇日的法則，五花八門。各處鄉村各處例，地方慣例，約定俗成，有的因陋就簡，有的因某人於某日行事而得手，於是定為大吉的依據，有的因某人於某日行事而失敗，於是定為大凶的依據。更因一朝天子一朝臣，御用的風水師往往加入一己之見，將個人見解加入擇日法則。於是，日積月累，幾千年下來，宜與忌的細節愈來愈多，具體操作時就諸多掣肘，顧此失彼，明明按照主流方案揀了個良辰吉日，但再查歷代的皇曆，這又沖煞那又犯忌，結果往往錯失良機。
站在國家立場，行軍打仗，兵貴神速是頭等大事，若果為此擇日而出現爭拗，豈不是延誤軍情？到了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他御駕督導之下，由有「鐵齒銅牙大學士」之稱的紀曉嵐擔任總纂官，編成《四庫全書》，將曆法堪輿等術，嚴格審定，載入《星曆考源》，一錘定音，以此為準。有法可依，日後官宦編皇曆，就根據《星曆考源》定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