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人工智能的興起和普及,產品生產成本下降,各地社會都面對工資低迷和就業問題,特別是剛進社會的年輕人的感受應該很深。大學畢業生的工資起薪點跑不過通脹,形成年輕人的不滿,這對社會來說是一個不穩定的來源,如何面對這個難題變得重要。
社會不可能只用「父幹」和「啃老」來解決年輕人低薪問題,要解決年輕人入職低薪問題,依賴的是以下三個方法:一是提高勞務的生產力;二是提高勞務的附加價值;三是提振社會的總體需求。不要以為筆者很有洞悉力而上述所說的是甚麼真知灼見,以上三個建議只是基礎經濟理論,但要政府真正明白問題而對症下藥,而不是藥石亂投,這或許要花上一些時間。
提高勞務的生產力,簡單點說就是提升勞動的生產力,即增加每個工時的產出。我們常說的知識型經濟,也就是向提高勞動生產力入手,靠的是腦力而不是單單的勞力,在知識型經濟講求的是創意和創造力,用簡化程序和資訊科技來提升生產力,而不是靠增加人手。
然而,社會是否已準備了這個轉變,卻是一個大問號,因為這注定有部分人無法轉變,而剛進社會的年輕人往往首當其衝,原因是年輕人缺乏經驗,現在的教育又配合不了這個大趨勢,現實是往往未能提升年輕人的勞務生產力。
增加勞務的附加價值就是要建立品牌價值,而不是從價格上競爭。以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來說,要建立自身品牌代表的是要有一些亮點行業,而不是不管自己的條件而全方位的盲目發展。這一個認知很重要,因為若果我們只從香港本位出發,往往是向多方向發展,結果香港是進行一場環球多戰線的競爭,可以說是事倍功半。
然而,若果香港經濟和內地融合,香港可以背靠內地來發展自己優勢行業的品牌價值,只是這個說法在今天香港社會一定有很大的爭議,政府也不是不知道這個論點,問題是我們是否有這個勇氣去碰這個燙手山芋。
提振社會的總體需求在香港較難做到,原因是香港是外向型經濟,在聯繫匯率制度下香港又沒有自己的貨幣政策,在財政上又傾向保守。
要做到提振總體需求,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我們可以實行的,也就是我們要將盈餘花在刀口上,而不是作守財奴式的簡單量入為出。
此外,香港的經濟結構(如土地成本高昂)也令年輕人低薪問題複雜,單靠自由經濟的調節效果不彰,外地就有政府鼓勵企業和員工分享盈利,以稅務優惠來提供企業增加薪酬的誘因,這方面香港或許可以探討是否可行。值得關注的是,高等教育大幅擴張令學歷通脹,年輕人有了高學歷,但薪酬增幅有限,這更是根本問題。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院長,主要研究興趣為國際金融、金融市場及公司管治,在國際著名財務會議及期刊已發表多篇論文,並著有多本作品。
作者:蘇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