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央行在歐元區採取貨幣政策措施,其中對歐元區邊陲的小型開放經濟體系的影響甚廣泛。以瑞典、瑞士及丹麥為例,三個經濟體系的匯率均與歐元掛鈎,意味着其幣策須跟隨歐央行決定。
丹麥克朗與歐元掛鈎制度最為穩定。丹麥央行需定期介入外匯市場,調整利率以減低匯率波動。在這制度下,丹麥央行似別無選擇,需緊隨歐央行政策行事。
惟事實上,丹麥於一二年已實施負利率,比歐央行早兩年,亦先於瑞士和瑞典。雖丹麥實際上採納歐央行的幣策,但若丹麥克朗升值(猶如一二年及一五年時可能出現的情況),丹麥央行必須減息至低於歐央行的水平。這正是丹麥成為歐洲首個實施負利率國家的原因。此外,負利率及寬鬆的宏觀審慎政策,刺激丹麥物業價格大幅揚升。
自歐元發行以來,瑞典克朗匯率波幅遠高於丹麥克朗。政策官員視該國猶如擁有自由浮動的貨幣,認為可藉當地貨幣措施控制通脹。然而,只要實施隱含的匯率掛鈎制度或浮動區間,瑞典的幣策措施難免受限。
這說明為何瑞典經濟增長強勁,但通脹率仍接近0%水平(與歐元區相近),難以達瑞典央行的2%目標。正如丹麥的情況一樣,瑞典利率偏低,刺激樓市表現暢旺。
由於匯率較浮動,瑞典一六年第一季實質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增長4.2%,高於一四年的2.3%增幅。平均來說,瑞典在環球金融危機後經濟復甦(自○九年第二季以來增長2.2%)略為領先美國(2%)或德國(1.75%)。
鑑於歐元貶值,瑞士央行於一一年九月引入瑞士法郎匯率上限,定於1.20瑞郎兌1歐元。由於瑞郎被視為避險資產,瑞士當局此舉是試圖遏止瑞郎急升。增加瑞郎供應以購入歐元或美元資產,成為當時熱烈討論的政治議題。公眾對當局介入的程度(實際上屬量寬措施)日益感到不安,憂慮措施將致超級通脹;瑞士廣義貨幣供應M3仍保持緩慢增長,故公眾擔憂實屬過度。
瑞士曾於一四年十一月舉行公投,若公投獲通過,央行需增加黃金儲備,並不得出售所持黃金。此舉將令央行更難管理其貨幣。幸好公投未獲通過,歐元及瑞郎在一四年兌其他主要貨幣均告貶值。瑞郎於一四年兌美元下跌12%。其後隨着歐元靠穩,瑞士央行最終於一五年一月十五日取消瑞郎兌歐元的匯率上限。
整體而言,除實施瑞郎匯率上限的三年期間,瑞士當局已容許瑞郎兌歐元匯率有更大浮動區間。瑞郎在大部分時間升值、削弱該國市場競爭力,故當地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呆滯,通脹仍低於零水平。當地物業價格在一一至一三年期間升5至6%後,在一四年和一五年的增幅放緩至僅1至2%,顯示銀行及企業的避險情緒令貨幣增長維持疲弱。
祈連活(John Greenwood)為景順集團首席經濟師,亦從1998年起獲委任為香港外匯基金貨幣發行委員會的委員。祈連活最為港人熟悉的是其「聯繫匯率之父」的稱譽,這緣於1983年他以Asian Monetary Monitor編輯的身份撰寫了一篇文章,提出聯匯的好處,同年港府亦決定把港元與美元掛鈎,至今依然維持。
作者:祈連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