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及科技局」能否在立法會獲批設立,成了近日重要頭條新聞。環觀世界,各國政府面對經濟的長期低迷及相關的民生需要,紛紛想方設法,包括推動和探究「科技創新」這些動力。
上月出席周文耀主席和楊元慶主席的「數碼港與聯想戰略夥伴框架協議簽署儀式」,親自主持座談會,也討論了科技創新。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儀式上致辭:數碼科技極有潛力成為香港其中一個高增長、高增值的產業。
學術理論上,「科技創新」早已被視為其一重要經濟動力。
當中國仍然陶醉於清朝的乾隆盛世,英國已經對經濟理論有詳盡的學術分析和記載。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於一七七六年發表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自然資源」條件以外,「勞動力」對經濟貢獻極為重要,它可令國家繁榮富強。
在中國陷於抗日戰爭的年代,西方對市場經濟研究已經十分成熟。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Keynes)於一九三六年著有《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 Money),說明了經濟增長可通過「政府開支」、「私人投資」和「消費」等動力而達致。
其實,早於滿清政府腐庸倒台的一九一二那一年,歐洲經濟學者熊彼特(Schumpeter)發表了《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雖然當時影響力不及前述學者,但從另一角度提出了「創新」這經濟動力元素。
綜合往後其他學者的研究,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包涵以下各種因素:1.自然條件、2.勞動力(人力資本)、3.資金、4.科技創新等。
近年,環球經濟沉底不反彈,各國全力啟動印鈔機向市場注入「資金」,令經濟泡沬風險大增。在「自然條件」和「勞動力」難以改變的情況下,開拓「科技創新」已是急不可待了。
科技創新中心的「硅谷」為美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新動力,而中國亦定下了有關的新策略。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三個顯著特徵中:1.速度(增長下調);2.結構(向第三產業轉移);3.動力(由投資轉向創新),最後一點便屬於「科技創新」,也就是從傳統的「投資拉動增長」轉向「創新驅動增長」,借此邁向持續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回到香港,可喜的是看到「數碼港與聯想」展開合作,利用本地資訊自由、人才匯聚、國際視野、嚴謹風險意識等等創新富公信力產品,再瞄向和拓展龐大的內地市場。還有,施政報告建議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50億元及發展「物聯網」等都屬於重視「科技創新」動力。
不足的是,施政報告並未提及「互聯網金融」,探索在既有的金融中心優勢下研發謹慎的金融創新;更可惜的是立法會議員「拉布」阻撓撥款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傷及經濟發展和研究,影響民生事務。
陳鳳翔博士
具三十年經驗的資深銀行家,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及MBA課程助理主任、香港銀行學會高級顧問、教育局資歷架構的銀行業培訓諮詢委員,分別於英國和香港取得金融學等三個碩士及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