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局對「四萬億」救市已有所反思，較早前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G20的說話可證明。他說，外界對中國的期望甚大，冀發揮引擎作用，然而像○九、一○年般，中國貢獻全球增長50%的情況一去不返，目前貢獻率降至近30%。又說，基於氣候條件、大氣污染、產能過剩等不利因素，貢獻率可能進一步下降。
這是從嚴峻的現實教訓得出的經驗，當中國在世界上不顧自身承受條件和能力，扛起全球增長50%的貢獻時，全世界為中國鼓掌。然而一旦掌聲過後，多國渡過難關，中國自身問題浮現要喘息時，唱衰中國經濟之聲隨至，應了一沉百踩的世俗劣行，沒有體諒和理解。
這是很現實、很功利的世界，掌聲是廉價的，中國顯然為廉價掌聲付出了高昂代價，今天尚未理順的產能過剩，來不及做好的大氣污染，莫不有很大關係。而領受了好處的國家，勿說感恩，許多「好話都冇句」，甚至還把貿戰槍彈指向中國。
中國是否有必要這樣做，出發點初衷也許是互利的和衷共濟，但與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價值觀格格不入，令中國一再遭受以怨報德。現在國際上已有說法，要求中國「協調」全球復甦，就是如樓繼偉說的「冀發揮引擎作用」，並戴上「大國責任」的高帽。
在大國責任的裹挾下，中國很難完全不理會國際觀感，對全球經濟貢獻率可能下降，也必有限度。中國一再申明經濟增長下限「保七」，就不僅是國內就業、民生和財政的需要，也是對國際的承諾。因為中國經濟保七，可為全球增長添一個百分點的貢獻。
被大國責任所裹挾，一個隱藏的風險是，中國有甚麼不測意外、政策行差踏錯，或者經濟增長不能達標，碰上了全球經濟變壞，中國難免要負上拖累的指摘。鍾經緯認為，中國就「四萬億」反思後，應形成反制搵笨、報怨的外交思維，爭取利人利己的經貿效果。
鍾經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