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經濟學者Richard Baldwin認為環球經濟結構在過去二百年間經歷兩次大轉變。在工業革命出現前，生產成本和運輸成本高昂，國家之間的貿易量不高，科技是帶動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主要因素。
十九世紀在英國出現的工業革命，對製造業生產和國際貿易產生深遠影響。當蒸汽機出現，生產量大幅上升，東主可考慮以分工 （Division of Labor）和專門化（Specialization）方式，提升整體工業的生產力。
然而，管理者必須協調不同工序以配合生產目標，亦需要安排運輸不同工序的中間製成品，維持暢順生產。上世紀九十年代前，發達工業國（美、英、德、日等）都出現工業聚集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國際貿易則有效地擴大市場。
Baldwin認為第一次重要變化始於一八三○年。在工業革命的後階段，科技進步發生在運輸業，鐵路和水路運輸成本下調，國際貿易量大增，規模經濟和比較優勢改變了環球生產結構：（一）一些國家成功完成工業化過程──歐洲、北美和日本成為主要工業國。（二）一些國家經濟增長起飛──歐洲、北美和日本等，在蓬勃國際貿易中成功大幅拓展市場，加上創新研究成果多出現於工業產品上，這些國家經濟起飛。（三）工業國和非工業國收入分歧擴大。（四）不同製造業貨品的生產只出現於一些國家的個別地區。
Baldwin認為於一八三○至一九八○年間的環球化過程，工業生產集中於個別發展國家中的個別地區。便宜運輸成本促進了工業產品生產，但生產過程相對複雜，不同工序的生產點必須鄰近才易於管理。
不可否認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資訊科技革命的影響，令生產管理者更易安排和協調不同國家的工序生產，加上各國運輸（尤指空運）基建和科技不斷改善，不少生產工序可坐落世界不同國家。
Baldwin發現這階段環球生產結構的兩個特點：（一）由於工序於不同國家進行，個別國家的出口貨值中，應包含來自其他國家的零部件，反映在環球供應鏈的角色。（二）環球供應鏈仍屬地區性，主要為亞洲、北美和歐洲。
Baldwin指出第二階段環球化出現的環球供應鏈模式，對環球經濟模式產生深遠影響：（一）發展國家的工業化水平下降，其他國家（尤指中國）的工業化水平上升。發展國家較專注提供科研、管理、法律、金融等高增值活動。（二）工序分配至發展中國家，技術和資金同時流入。（三）跨境經濟活動再不局限於商品貿易，更包括知識產權、資金和服務。（四）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策略再不局限於規模龐大的工業化策略，只需設定政策方便企業加入環球供應鏈，包括設立出口加工區，更易推動經濟增長。
過去二十多年，環球供應鏈為不少國家帶來發展機會。然而，全球經濟因素不會不變，環球供應鏈模式亦因應這些因素調整，中國和香港能否維持競爭力？經歷多年經濟增長，加上人民幣升值和提高最低工資等，內地生產成本已難與越南、老撾等國比較。
若中國不上移至技術密集或資本密集工序，將難以維持在環球供應鏈的主要位置，香港貿易服務業亦受影響。中國能否成功轉型屬未知數，教育水平以至金融業的發展都是決定性因素。
美國在金融海嘯後的復甦緩慢，失業率長期高企。一些學者認為是美國企業不斷提高自動化水平，不但減少成本，同時降低勞動力需求。若自動化科技不斷改善，工序外流趨勢將會逆轉，眾多參與環球供應鏈的國家（包括中國和香港）將面對衝擊。無論中國或香港都必須提升生產技術和知識水平，極需創新能力，中港的人力資本質素能否接受挑戰？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經濟教授、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並曾任中文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商業經濟）及中大商學院企業經濟學碩士課程主任。研究範圍包括國際經濟、中國經濟、香港經濟及航空經濟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