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長速度，或會從第一季度的7.7%進一步回落。
按慣性思維，不少市場人士一直在呼籲出台激勵經濟增長政策，但中央的經濟政策思路與以往不同，不僅要忍受增長下行，也不急於出手打救。再推出新的擴張政策，只會讓嚴重的產能過剩進一步惡化，金融體系風險進一步增加。因此總理李克強最近指出，通過啟動貨幣信貸存量支援實體經濟發展、深化改革去激發市場和經濟內生動力。
這表明在當前經濟條件下，中央逐漸改變以往通過貨幣數量擴張來保增長的思路，要求把貨幣供應控制在合理範圍，貨幣政策在數量上調控更傾向中性、向常態回歸。同時，重新定位經濟增長速度，以提高品質與增進效益來看GDP增長。以往所謂「保八」年代已過去，經濟增速底線全面下移至7%，以倒逼企業及地方真正推動整個經濟轉型，同時減少政府干預，激發市場活力，為經濟增長提供足夠動力。
以此來提升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方向是對的，但只是短期政策。從中長期看，當前政府僅是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弱化地方政府對GDP的崇拜及市場干預，就能提升經濟增長動力嗎？實際上，若不找出問題根源，實現目標並非易事。
就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態勢來看，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式讓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愈來愈低（從○○年的46.4%一路下滑至一○年的33.8%）；居民工資收入佔GDP比重愈來愈低（從九五年的52.16%下降至○七年的39.7%），大多數居民財產收入愈來愈少。而高房價導致居民消費嚴重擠出及財產掠奪效應，更使中國社會經濟不平等在近十年嚴重惡化。當大多數居民收入不高、消費力不足，經濟增長動力從何而來？這是當前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根源。
對於中國絕大多數居民消費力不足，並非僅是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就能解決，也不是激發市場活力可解決。很大程度是與當前經濟體制嚴重缺陷有關。
中央對政治與人事絕對控制、而經濟事權極度分權給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讓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或影響土地、金融、能源等各種經濟資源配置與經濟事權，地方政府不僅可參與市場和經營市場直接牟利，也可不斷把既得利益甚至於非法利益制度化。比如當前中國的《城市土地管理法》，就是一部嚴重掠奪農民財富的工具，在近十幾年大行其道。這就很容易導致地方政府為謀取少數人利益而犧牲大多數人利益。因此，若不觸動當前經濟體制的重大改革，只採取保持經濟增長短期政策，要激發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之動力是不可能。
一般來說，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種程度後，社會經濟的公平公正性，成為整個社會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泉源。因為只有社會經濟的公平公正性才能讓大多數人的福利水準全面提升，分享整個社會經濟發展與繁榮成果，真正調動全體人民勞動與生產的積極性。社會中許多利益衝突及不斷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其根源就是社會生活中的公平公正性程度低。
社會中所顯現的「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和「貧二代」等現象，很大程度上都是與社會不公正不公平有關，中國的「高房價」也是與這種經濟體制有關。若中國不進行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真正消除這種制度安排所導致的社會生活不平等，那麼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就無從談起了。
總之，當前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要對經濟體制進行重大制度改革。這既是李克強總理所指出的「改革紅利」，也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動力。
易憲容
當代內地著名經濟學者，原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七年辭去職位，目前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工作，以敢言著稱，有「房地產平民代言人」的稱號。易氏擁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