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兩地決策者一旦再度決策失誤,可使當前原本只限於全球經濟的危機,轉化為更具破壞力的全球系統危機,可想而知現時情況如何脆弱,也解釋到為何全球正面臨的風險不只是經濟衰退,而是漫長的衰退。
能否制訂成功而及時的解決方法,會大大影響危機事態發展,以歐洲為例,區內政策慌亂,令債務危機由邊緣國家擴散至核心成員國,法國主權債務評級響起調降風險的警號,更重要的是,歐洲銀行業正面臨龐大壓力。
在圍繞邊緣國家的歐債危機爆發初期,僅需要複雜的決策安排以使歐元區成員國、納稅人和私人債權人分擔債務,惟決策失當,讓危機蔓延至核心國家,使歐元區的誠信冒上風險,也使全球其他地區的主權信貸情況陷入告急狀態。因此,決策者對症下藥至關重要,否則片面及缺乏統籌的舉措只會助長危機,而非解決危機。
為何全球經濟正面臨系統性危機呢?無疑現時有四個催化因素:其一是美國債務到頂問題令政治領袖失信;美國喪失AAA最高主權信貸評級;歐洲未能迅速跟進峰會作出的承諾;全球各大型經濟體呈現疲態。
上述主要因素之外,決策者在一周內採取史無前例的行動料可發揮決定性的熔斷作用。歐洲央行八月七日同意買入意大利和西班牙國債,歐洲政府隨後實施限制賣空活動。在美國,儘管有三名官員反對,聯儲局仍承諾維持主要利率接近於零至少兩年。不過,上述甚具戲劇性、過去數月被視為不可能的舉動能否做到熔斷,則有待商榷。事實上,近期事態發展確認了這兩年以來令人擔憂的趨勢,就是政策成果不但持續未能滿足所需,就連決策者本身預期也達不到。
若決策者退後一步去看,相信他們很快洞悉政策傳達機制已嚴重地被結構性疲弱所侵蝕,就如已堵塞的管道,決策成效甚微。
在美國,我們看到疲不能興的樓市和就業市場、不穩定的銀行活動、貧乏的基建活動和政府財政中期僵局。在歐洲,同樣出現一系列問題,包括急切的償債問題、財政管治問題及愈益嚴重的競爭力失勢。
缺乏有效的多邊合作令上述地區性問題更加顯而易見。舉例說,八月七日的七大工業國(G7)會議未有成效,二十國集團(G20)以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未能作出反應。
要打破這種談判僵局,央行之間的危機管理依然關鍵,這將大概涉及到進一步的資產負債表操作和債務貨幣化,但這仍未足夠,還須央行把制訂政策框架提升至國家甚至全球層面。
說到這個特別的範疇,全球應該從中國經濟政策取向學習,首先是融合社會不同方面於中期目標政策中(如提高增長、創造更多就業職位及強化金融體系);其二是把政策目標連帶到同時執行的個別結構性改革,並從最高政治層面密切跟進及調合;其三是建立部門之間的靈活性,以便及時作出政策調整。
政治糾紛會削弱個別措施的述明和執行,你會感到意外的是,上述重新構造政策框架來解決政治糾紛將是何其奏效,也使各國之間合作更具效益。
經濟基調惡化、應對決策滯後及金融市場失穩這個惡性循環正困擾着全球經濟,若決策者再不果斷行動,強化各國合作,全球勢面臨陷入漫長的經濟衰退,繼而帶來令人擔憂的制度、政治以至社會不良後果。
埃利安
太平洋投資管理(PIMCO)首席執行官,被譽為「世界上最聰明投資者」之一,於○九年及一○年獲選為「全球100名頂尖思想家」,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東部門副主任。他與PIMCO創辦人──「債王」格羅斯在金融海嘯後有關經濟低增長「新常態」(New Normal)言論,最廣為人熟悉,出名著作有《When Markets Coll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