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任首相菅直人組閣後品評經濟，醜話講在前頭，直言日本債台高築，恐出現希臘式崩潰，呼籲組織跨政黨財政改革核心。此舉無疑顯露新內閣的政治智慧，管治啟動之際先揭家醜，撇清自身日後背負的責任，若能組成跨政黨財政改革決策核心，則可以「集體」問責，免致改革的責難和後果一黨獨擔。於是潛台詞也就呼之欲出：日本債務推至危機的風險極高，而且扭轉乾坤的勝算很低。
從經濟和政治分頭去看日本，經濟很「穩定」，政治不穩定。經濟「穩定」，當然是指經歷「迷失十年」後，日本經濟「穩定」地低迷，欲振乏力，維持着低息、低增長、高債務的持續失衡；日本政治不穩定舉世聞名，首相愈換愈快，上世紀六十年代兩換，七十年代四換，八十年代五換，九十年代七換，千禧年後至少九換，成為發達國中首腦平均任期最短的國家。
政治上，領導人上演「接力賽跑」，儘管不時有經濟改革的計劃提上日程，但也只是計劃而已，何曾見到成果？結果是「承諾——食言」的無盡循環。於是回到管治難解的迷題：是政治不穩，導致經濟低迷；還是經濟低迷，導致政治不穩？長期頻繁的戰略轉換，造成了長期的戰略混亂。如果政治是靈魂，經濟是實體，日本這般魂不附體，怎可見到走出戰略混亂的希望？長期債台高築，終至有一日像希臘般崩潰，又何奇之有？
當然，亦如分析所指，日本債務風險，與希臘不同，因為日本「體內」債務為主，「體外」債務不足以構成重大的外力衝擊，所以日本即使因債務倒下，也是自作自受居多。從這種關聯，亦啟示日本只要「體內」調理得宜，克服債務風險可謂自擁優越，但恰恰是國內難以團結凝聚，政治的長期失調，使「體內」調理得宜是那麼不可企求。
此外，因為日本金融過於自成一國，也使其與國際社會，難以有衷誠的實效合作，即使長期置身工業國集團，為自身問題爭得合作，微之又微。這不能怪盟國無情無義，試想，不久前剛同新首相握手言歡，未幾又準備同接任首相握手了，彼此如何傾談有生命力的合作關係？
日本在問題達致積重難返後，要着手解決談何容易。目前平均每個日本人的負債額約七點四四萬美元，要把負債降到○七年危機發生前的較低水平，日本需要連續十年，將基本預算盈餘維持於相當於ＧＤＰ近百分之七。要由財赤佔ＧＤＰ近百分之十，回復到預算盈餘相當於ＧＤＰ近百分之七，其困難是明顯的。況且，日本逐漸滑向老齡社會，公共財政要壓縮開支，難免有極大政治阻力。
更嚴峻的是，日本經濟與政治現實，無論換甚麼人做首相，都難以改變國際觀感——日本被認為不再具備長線投資價值，外國企業還大舉撤出。同時，長期通縮致使日本維持零息，利率工具窮盡，只能靠「量化寬鬆」來力抗通縮。日本政府用來調節經濟的手段，可說黔驢技窮，實現減債大翻身迹近夢想，迷失十年比起當前的困難是不足道的，看不到劣境的盡頭，正是日本可悲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