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使國基會成為危機的得益者，不但藉其可發揮協調力的地位，成功拉攏發展中國家，一舉解決了財政拮据，並被抬捧到Ｇ20「執行機構」的位置。這種變化當然同中國「選中」它不無關係，藉着「特別提款權」理念提出，中國既出錢出力，要在國基會謀一席管理層席位並不過分。事實上，國基會今後對中國出錢出力可能仍有所倚重。

如果朱民在國基會「入局」，將形成在亞銀、世銀、國基會幾大主要國際機構，都有中國人擔任高層的局面，無疑彰顯中國影響力的提升。其實，這是中國與國基會各得其所：一方面中國近年力爭國際公共事務的參與，國基會是一個重要的目標；另一方面國基會為加強其國際事務的代表性，需要增強其合法性及有效性，選擇倚重中國是理所當然的事。

然而，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國基會的影響力，也不過是發聲的話語權而已。在俗語中有「話事權」一說，這是指可以拿主意、做決定的意思，與「話語權」有別。中國得到的更多是話語權，因為在國基會現行體制內，發展中國家的聯手表決權仍微不足道，美國一票否決權仍不可撼動。同樣，有中國人加入管理層，也不代表可以扭轉國基會的決策意向。

中國政府也明白這一點，從傳言所指「欽點」朱民「入局」就不無玄機。朱民曾留學美國，又曾任職世界銀行經濟學家，更曾師從美聯儲前主席、奧巴馬總統經濟顧問的沃爾克。對其學養及視野識見的選擇，乃至熟悉美式思維，可望同聲同氣，顯然加入能被國基會接納的考慮。中國必然採取短期突破、長遠進取的切入策略，未寄望馬上由座上賓變成話事人。

應當警惕的是，國基會變身並非西方工業國樂見。西方把持這個機構六十年，使國基會不但從來不是發展中國家的代言人，反而是欺負發展中國家的幫兇。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國基會以苛刻條件救助亞洲陷入危機的國家，仍然記憶猶新。因為工業國並未放棄其控制，國基會倒向發展中國家還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即使中國派員進入管理層，也未能改變其偏向工業國利益的取態。反而中國須避免淪為欺負發展中國家的幫兇，成了為虎作倀的配角。

翻查歷史，美國曾以偷天換日手法，將世貿取代關貿總協定，強化了對服務和知識產權貿易的保護，把持了貿易規則的制訂權。至今發展中國家在世貿框架內，仍不乏不平等待遇。國基會投票權重新分配，美國力保否決權之餘，也藉抬舉發展中國家削弱了歐洲的投票權，投票權更分散，不同的利益更難協調，無形地鞏固美國的話事權。日後將財金事務引向何方，並不因為引入一個中國人的副總裁席位而受到掣肘。國基會改革成敗，還要在危機過去後長期的觀察中給予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