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概念在成熟市場的理解，就是危機前風行的新自由主義，當中囊括兩層主要涵義：一是貨物與服務貿易自由，二是資本自由。金融危機發生以後，在各國的救市操作中，明顯出現了同自由主義逆反的取向，包括：貿易領域中保護主義抬頭；金融領域中國家資本主義的熱衷。早前，以英國為首倡的銀行「國有化」行動，就是對其祖宗家法崇揚的自由主義的背叛，這是因時勢不得已而為之，因而需要謀求盡快退出還原。

所謂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索羅斯擔心成為一股潮流。這種擔心並非沒有道理，金融危機暴露金融創新的破壞性，加上金融需以國有形式救贖，無形中令中國那樣的發展中國家，認同國家控制金融的合理，認同將世界拉回自由主義興起前，實行適應資本控制主流理論的體制。果真如此，像索羅斯那樣的金融大鱷，將無容身之地，歐美的資本流動亦受阻，即使對發展中經濟體來說，也不見得是好事。

中國就是一個例子。在自由的貿易活動中，中國的資本流動不是自由的，於是困擾重重，貿易中賺到巨額順差，被迫回流到逆差的美國，投入美元資產中，這個循環造成了中、美各自的結構失衡不斷強化。中國在這樣的全球化格局中，付出很大的代價，卻沒有相應的得益，而中國要分散外儲風險，實施走出去的戰略又障礙重重，中國埋怨外國貿易保護主義，外國顧忌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侵入」，顯示缺乏良性的互動。

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經濟格局已由「國退民進」，向「國進民退」轉向，國有經濟成分主導，出現索羅斯所指的國家資本主義強化的特徵。另外，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意識到資本流動對貿易和經濟擴張的限制，一方面在人民幣自由兌換前，加大資本項開放；另一方面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側重「國進民退」，可以說是經濟的倒退，不利長遠發展；人民幣國際化則是具建設性的進取，有利同國際融合，但要慎防風險。

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可望結束，金融秩序重建，不應當是簡單的回復本來面貌，而是需要清除瘀傷，養育新肌。中國從中得失也充滿矛盾衝突。譬如，中國倡導超主權貨幣，參與不同陣營的洽商，綢繆去美元化，但又可能損失自己持有的美元資產。複雜的利益糾纏不容莽撞從事，中國要有穩妥的策略，包容對內轉型內需帶動，對外增進金融話事權，強化國際金融監管的戰略目標。

值得提出的是，國家經濟在金融危機過去後，若強化國家資本主義，強化「國進民退」，在政策選擇上將是錯誤的。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無助內地擺脫結構失衡，也無助推動走出去、引進來的發展策略。此外，兩岸大三通水到渠成，港澳亟需融入國家經濟戰略，都會因減少國家資本主義色彩，而變得較為有利。若果如索羅斯所言危機結束了，國際間綢繆重建新的金融秩序，這個時機恰恰也是中國抓緊機遇，調整策略，糾正缺失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