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令不出中南海，民意難過長安街，這是中共政壇的頑疾。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當局日前發布「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落實中央在財政事權確認和劃分上的決定權，適度加強中央的財政事權，維護中央權威。實現權、責、利統一；中央財政事權由中央承擔支出責任，地方財政事權由地方承擔支出責任。這是一九九四年分稅制改革後的首個央地事權劃分意見，意義深遠。
中央與地方諸侯博弈近年來愈演愈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地方挾財自重，出現系統性、全局性的各自為政、獨立成王的「權力割據」局面，這在薄熙來主政重慶時最為明顯。胡溫無法指揮重慶，薄熙來在當地自把自為，以平西王自居。
中共十八大之後，諸侯割據現象仍然嚴重，李克強曾多次因政令不通而在高層會議發火，甚至拍桌子，曾強硬要求國務院文件七天之內必須下發。習近平也接連放話要突破改革的「腸梗阻」，施壓地方大員。背後其實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與利益之爭。
央地博弈另一方面是近年來權利不斷上歸中央，而責任卻不斷下沉地方，諸侯為此叫苦不迭，如芒在背，而稅收的大頭卻收交中央。地方諸侯的工作積極性受到影響，懶政怠政現象屢見不鮮。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瘋狂賣地斂財，或者亂收費擾民，負作用巨大。
央地關係的亂象，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缺失的結果。今次國務院出台的意見，明確了國防、外交、國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國防公路、國界河湖治理、全國性重大傳染病防治、全國性大通道、全國性戰略性自然資源使用和保護等九大領域的基本公共服務確定或上劃為中央的財政事權，而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發、公共文化、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和公共衞生、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等基本公共服務確定為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
這個清單不僅強調的是權力的上收，實際上還凸顯了中央的財政支出責任，同時也規範央地共同財政事權，釐清職責，避免互相推諉。今次央地財政權責劃分改革，是要在「中央決策、地方執行」的模式中，以財稅體制改革為突破口，尋找到法治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的治理模式，是一次意義重大的改革。
第五代不遺餘力地進行改革攻堅，觸動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平心而論，過去四年來中共改革力度，遠遠超過了胡溫的所謂黃金十年。不過，這種疾風暴雨式的改革，必然遭到強烈的抵制，這也正是第五代在草根中受普遍讚譽，但精英層卻腹誹不斷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