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官媒日前披露一個上訪利益鏈，一些上訪經紀人一邊勾連律師和當事人家屬，一邊糾集訪民，通過街頭舉牌、打橫幅、喊口號等大肆製造影響，以向法院施壓影響審判結果。這個畸形的社會形態是中國的特色，也是長期司法不公的體現。
由於過去十幾年社會矛盾堆積以及司法腐敗，導致上訪民眾愈來愈多，在北京的上訪村，長期有成百上千人安營紮寨，這些人長期上訪，但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逐漸變成職業訪民。與此同時，也湧現一批「死磕派」律師，這些人如飛蛾撲火般與政府進行司法訴訟，也飽受當局的打壓，在雙方纏鬥中，這些律師開始借助外部力量向政府施壓。
比如，有些律師通過召開學術研討會為名，邀請知名人士或者媒體，就某個代理案件進行研討，從中造勢擴大影響，還有些律師則組織一些訪民到政府部門外喊冤，製造全球矚目的事件，向政府施壓。從去年開始，天安門廣場、北京王府井大街、中央電視台門口不時出現訪民自殺服毒的事件，背後就是有人在策劃。
在此過程中，訪民經紀人應運而生，他們從案件當事人手中收錢，組織一些職業訪民到處示威，美其名曰「聲援」或者「圍觀」，並利用媒體曝光放大，給地方政府製造壓力，而他們從中既博得維權義士的美名，又大發橫財，可謂左右逢源。這些人根本不顧事實真相，只要給錢，甚麼事都敢幹，事情鬧得愈大愈好，看似正義凜然，但事實上，他們只是專門吸食訪民血肉的禿鷹而已。
這些人之所以肆無忌憚，屢屢得逞，主要是看準了當局求穩怕亂的弱點。在現行體制之下，如果一宗案件鬧得沸沸揚揚，掛上人權或者民主之名，那麼地方政府往往願意息事寧人。另外，一些地方官本身腐敗，內心有鬼，生怕這些死磕派律師和訪民經紀人對其進行人肉搜索，因此大事化小不敢堅持原則。在這情況下，訪民經紀人與死磕派律師緊密合作，生意滾滾而來。
從某種意義上說，訪民經紀人和死磕派律師這些畸形的社會形態，完全是當局一手製造，假如中國司法公正，信訪渠道順暢，這些訪民經紀人和死磕派律師有何生存空間？又怎麼可能有這些精心策劃的服毒自殺騷或者跳樓表演？
習近平早前說要依法治國，絕不能讓那種「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現象蔓延，這顯然是針對內地一些無理取鬧的群體事件，但問題是，如果司法不公的現象繼續存在，那些通過示威遊行進行綁架的鬧劇就會繼續下去，訪民經紀人就繼續有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