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骨牌效應正在顯現。目前至少有法德意和沙特申請加入，到三月底最後時限前，不排除韓澳等國也會加入。
亞投行已成為中美新一輪博弈的工具，眼下北京先勝華府一役。對亞投行的態度顯現華府與盟友的分歧，北京去年正式宣布組建亞投行後，華府曾力阻韓、日、澳等盟友加入，如今G7集團已經有四國「投中」，表明華府抵制北京的努力失效。
如何看待美國抵制亞投行？成立亞投行，是否如華府擔憂的，要挑戰美國金融霸權？對北京而言，亞投行有助於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為「一帶一路」提供融資需求，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以及增加中國對國際金融規則的制訂權，最後一點直接和美國的利益衝突。
中國是現有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但北京也有諸多不滿，尤其在對國際經濟的治理和有關金融機構的話語權上，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膨脹，北京需謀取相應的治理權力。但幾大國際金融組織在表決權的調整上，遠未能滿足北京和其他新興國家的要求，相關機構負責人的位置一直由美歐日長期霸佔。
北京明白，直接從內部打開這些機構缺口，要求發達國家讓渡其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幾乎不可能，中國現階段既無必要也無能力挑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可取方式是另行組建由北京主導的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這並非另起爐灶，而是和現有的國際多邊開發機構形成互補，因為國際金融市場遠遠滿足不了發展中國家的融資需求。儘管如此，對現有的國際多邊金融組織尤其是地區多邊開發機構來說，也會產生擠壓效應。客觀上，如果不向中國等新興國家開放更大話語權，目前的國際多邊開發機構很可能失去更多市場乃至主導地位，這對現有既得利益者也非好事。
北京這種策略可稱之為「邊緣——中心」戰略，它來自對中國改革經驗的啟迪。中國改革就是從邊緣（邊疆）入手，放開對非公營經濟的控制，開放四個沿海經濟區，先發展增量，培植和厚固邊緣利益，在時機成熟時，再由邊緣向中心挺進，倒逼存量進行改革，所以學界也把中國改革稱為「增量改革」。北京謀求國際經濟治理權，實際採取的也是這個策略。
亞投行先試水，若國際社會適應了亞投行的角色，北京再牽頭組建其他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那麼，國際金融體系就會朝着有利於中國的態勢演變。面對盟友倒戈加入亞投行的態勢，華府正敦促國會通過IMF的治理機制改革方案。該方案核心點之一，就是大幅度提高中國等新興國家的投票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