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是今年兩會的主題，政府工作報告不但用了最大篇幅談論經濟面臨的困境，而且直接設定GDP增速為百分之七，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最低目標。
儘管如此，對於內地經濟能否保證中高速增長，經濟界並不樂觀，很多人憂慮經濟的問題不是強身而是保命，即有可能較長時間鎖定在中低速增長。有學者撰文指出，內地去年較為平穩樂觀的經濟數據存在兩個「看不懂」：平減指數與CPI、PPI的關係出現了顯著背離，電力、運輸和貨幣這三個與經濟增長相關性最強的指標與實際經濟增速背離。如果按照消費與工業物價走勢，以及電力、運輸和貨幣所表現出的經濟運行態勢，去年的實際經濟增長水平可能已經「破五」，現價增長率更可能在去年第四季度已經進入負值。假如這種看法成立，百分之七的經濟增長目標其實並不低。
問題是，在新常態下是否一定要設定一個增長目標？對此，可以這麼來看待，雖然當局明確提出不以GDP作為考核指標，但並不表示GDP不再重要，恰恰相反，當前比大多數時候更需要GDP，因為假如經濟出現斷崖式下跌，將會出現經濟危機甚至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對中國這樣一個正處於中等收入門檻且貧富分化不斷擴大的大國而言，沒有一定的增速，多數人的收入狀況都會顯著惡化，中國不但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可能出現社會動盪。故雖進入新常態，不強調突出GDP，但經濟作為民生和各項事業的基礎，仍是第一要務，不能去GDP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對此，政府工作報告直接指明：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發展必須有合理的增長速度。
當然，既然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方式也要跟着改變。即使是保增長，也不能像過去那樣一味上項目，尤其是上一些污染嚴重的項目，必須在保增長的同時推進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這就需要進行程度更深、領域更廣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更多激發市場活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進行力度更大的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遏制國企大擴張；圍繞實體經濟進行深層次的金融體制改革，消除引爆地方債務危機的燃點；紮實進行投資體制改革，提高投資效率；下決心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分配不合理現象；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來克服經濟下行壓力。
可以斷言，沒有這種深層次改革的推進，清除一個個影響經濟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的「攔路虎」， 並與穩政策穩預期結合起來，內地經濟就無法提質增效，也無法真正體現新常態之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