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兩會開幕了，在政治新常態下，兩會能否激活固有的功能，乃大眾關注的焦點。
從政治設計來看，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政協則是最高政治協商機構，可惜向來被民間詬病為「橡皮圖章」和「花瓶」，喪失了制度賦予它們的基本功能。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兩會代表委員中官員和富豪所佔比例過大。
官員不論，單說富豪，在富豪榜追蹤的一千二百多名內地富豪當中，有二百零三人是本屆兩會的代表或委員，創歷史紀錄。根據公開資料，他們的淨資產達二點九萬億元人民幣，比奧地利一年的經濟產出還高，其中三十六位頂級富豪個人財富就超過一點二萬億元人民幣，比越南去年GDP還多。
當局常批評西方議會是大資本家的俱樂部，有錢才能競選議員，但分析表明，無論從富豪總量、比例還是個人財富和資產總量來看，中國兩會的富豪與西方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最富有的議員，個人財富僅相等於中國代表委員富豪榜的第一百六十六位，反觀排在頭十八位的中國代表委員，淨資產超過了美國國會全部五百三十五名議員、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及奧巴馬政府所有內閣部長加起來的財富。
儘管不能斷言所有富豪都是從本階層、集團或個人利益出發來參與政治，但富豪代表委員過多，已凸顯了兩會在結構上的制度設計缺陷。無可否認，世界上所有議會都免不了受金權政治的侵襲，但西方在民主制度、民眾監督和法治軌道下，權力是有清晰邊界的，金權政治受到最大程度約束；而內地由於權力邊界不清晰，規則不明，加之缺乏監督，以致金錢和政治緊密結合，或明或暗地組成利益聯盟，控制資源，操縱政策制訂。兩會是一個平台，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身份，富豪們就能夠與高層領導面對面接觸，為商業機會進行官方游說，影響政策，也就名正言順。
兩會審議和討論的國事，很多關係到資源分配和民眾切身利益，政治資源分配不公，將直接影響社會資源的分配。像上述三十六位頂級富豪代表委員，其所從事的行業與房地產有直接或間接交集的多達十四人，這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內地房價這些年來高企的現實，與他們施加的政策影響有關。而這僅是其中一例。當兩會中的官員和富豪代表委員過多，如何指望他們能夠立法、選舉、決策公正？
說到底，要使兩會發揮固有功能，代表委員公正履行職責，前提是對兩會的代表委員結構和遴選機制進行改造，使之能大體反映內地各階層狀況，沒有這樣的改革，兩會就不能消除金權政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