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總統拜登前不久公開嘲笑中國不是創新國家，沒有一件拿得出手的創新產品，話雖尖刻，卻基本是事實。中國在很多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都掌握在別人手裏，受制於人的格局並未從根本上改變。譬如，當局最近下令金融機構和國有企業不准採用IBM等美國公司的產品，以免國家的機密數據洩露給美國。據說命令遭到金融部門的軟抵制——不是願意採購美國公司產品，而是根本無法離開，否則可能運轉不下去。
有鑑於此，習近平才會在日前召開的中國兩院院士大會上呼籲，中國需要「創新、創新、再創新！」 實際上是在間接回應拜登的講話。
中國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科技人才隊伍，單兩院院士就有近兩千人，如果這支隊伍有很強的創新能力，用幾十年時間，中國足以成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科技強國。現在連習也不得不承認，中國面臨着創新型科技人才結構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級科技大師缺乏，領軍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術人才培養同生產和創新實踐脫節等諸多問題。
人力資源大國成不了自主創新大國，是國之悲哀，原因在於行政化無處不在阻礙了創新。當行政官員掌握着科研課題和資源，決定着科技人才的升遷和利益；當院士不只是學術榮譽，還是待遇和學術霸權時，誰願意潛心搞創新？科技界人士爭評院士，因為一旦評上，各種學術和非學術的資源和利益滾滾而來，故每次院士增選都是一場公關大戰，連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都想通過利益輸送，為自己披上院士袍。
要改革科技體制，核心是去行政化和去黨化，後者一時難以實現，但前者必須推進，否則，中國將永遠處於產業鏈下端。去行政化可以從備受詬病的院士制度開始，減少行政力量對院士選舉管理的干預和介入，剝離院士的過多功利。院士制度行政化集中體現在遴選過程中。按目前的院士章程，部委、地方、企業、軍隊都能夠推薦人選，且他們推薦的候選人佔了相當比例，攙雜了太多行政意志。
對社會改革院士制度的呼籲，今次兩院院士大會算是邁出了一小步，取消了原來部門、地方和軍隊等的推薦和遴選提名，實行院士提名和學術團體推薦兩種途徑，並增加全院院士終選投票環節，實行「勸退制」，將影響群體聲譽的院士清除出院士隊伍等意圖去行政化、去利益化，使院士稱號回歸榮譽性和學術性，但能否奏效不宜樂觀。
中國的問題其實癥結都非常清楚，醫治的方式也有，關鍵是能否放棄既得利益，切實落實已有部署，惟這方面困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