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題為《關於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除了要求「人民法院應當主動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向社會傳達的最重要訊息，則是如果新聞媒體對正在審理的案件的報道「嚴重失實」或「惡意進行傾向性報道」，將依法追究責任。

何謂「惡意」報道？何謂「傾向性」報道？判別的標準怎樣區分？案情真相大白以前是否一概不能報道？高法在規定中既沒有講明，也不給具體指引，這擺明是對媒體的恐嚇及阻攔。

按照內地法律，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以及個人隱私案件外，都應該公開審理。公開審理就意味着媒體有採訪報道的權利和自由，如果出現歪曲報道、失實報道，原因只能是司法公開的渠道不暢通。

訊息透明 何懼之有

其實，輿論監督與法院審案從來不是對立關係。大凡社會上發生重大案件，公眾需要知道案發原因、處理過程及其結果，媒體有責任於第一時間報道跟進，滿足公眾知情權，合情合理，無可厚非。如果訊息是公開透明的，何來失實報道？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想騙也騙不了。

而法律權威的建立，也只有依靠法院公正、公開、公平地審案，不在於批評者的意見。法院判決不公，即使媒體隻字不報，民情民意也會通過上訴、上訪甚至集會抗議等其他渠道表現出來。

從近年內地司法實踐來看，人們常見的並不是「惡意報道」及所謂的「媒體先審」，而恰恰是由於缺乏輿論監督，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在各地氾濫。一些地方法院受權力和財勢的影響和左右，不去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而與無良官員、不法商人甚至黑惡勢力同流合污，恃強凌弱，喪失應有的公正，這就難怪民眾寄希望於新聞媒體披露真相，形成輿論壓力。

因此，媒體監督司法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當前最緊要的是要加強輿論監督而不是限制，各級法院只有自覺接受監督才是正理。

事實上，一些司法不公的案件，正是因為媒體和民意介入才得以糾正。從前些年的孫志剛死於收容所案、阜陽劣質奶粉事件、西安寶馬彩票作弊案，到近年的陝西華南虎假照、南京天價煙局長周久耕、鄧玉嬌刺斃淫官、上海釣魚執法等事件，無一不是通過媒體的介入，才使真相曝光，並促成事件公正判決。法院接受輿論監督是從中國國情出發之實際需要，如果司法真正公正了，無論媒體、民意還是官員，誰還願意介入其中呢？

根正不怕狂風擺，只要自己做得正行得端，就不用怕媒體報道和輿論監督，最高法院何懼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