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同時披露，中共黨的組織及其工作對律師行業已經實現「全覆蓋」，即全國一萬四千多家律師事務所中，近三千四百家單獨建立中共支部，八千多家建立聯合支部，二千七百多家無中共黨員的律師事務所，全部由中共機構派駐指導員或聯絡員。

顯然，這次來勢洶洶的政治整肅行動是衝着律師頻頻介入維權事件而來。在司法當局看來，近期各地維權事件頻仍，動輒演變成示威、騷亂等群體性事件，影響社會穩定，多與部分律師幕後謀劃、煽風點火有關。司法部長要求「講政治」，無非是要律師將屁股坐在「黨和政府」這一邊；要求「講大局」則是告誡律師，替弱勢群體維權要有限度，不能危及維護社會穩定的最高政治目標。也就是說，律師在法律行為中，為了政治、大局和紀律，可以把法律放在次要地位，甚至棄置一旁。

遷怒律師 殺一儆百

本來，律師的天職就是依法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這一原則普天認可，也受中國法律保護。因此，律師在履行職責時不可能、也不應該去「講政治」。否則，還要律師做甚麼？還要法律做甚麼？直接由中共黨組織仲裁不就得了？更何況，維穩和維權的概念互不相同，維穩是社會需要，維權關乎個體利益。老百姓打官司，出錢請律師替自己辯護，無理由要律師承擔「維穩」的責任。

近年來，各地不斷發生大規模示威騷亂，原因多涉房屋拆遷、國企改制、環境污染及民工欠薪等，絕大部分責任在於政府濫權、官員貪腐，官商勾結侵害民眾利益。然而，當局非但沒有痛定思痛，吸取教訓，反而視維權律師為與政府對抗的異己分子，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最近，北京民間維權律師組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取締，該組織負責人被警方拘捕。這顯然是當局殺一儆百的舉動。事後有律師表示，「眼下涉及政治敏感的案件少有律師接手，風險太大，不小心就會把自己搭進去」。

其實，律師介入維權既可以表達民眾訴求，亦有助於當局依法行政，完全可以成為處理、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環節，並不是存心和政府搞對抗。事實上，內地律師在維權事件中的表現愈來愈優秀和專業，例如湖北巴東鄧玉嬌刺死尋歡官員一案，鄧的兩名辯護律師忠於職守，令委託人成功獲釋，贏得各界讚許。

曾幾何時，在「依法治國」的感召下，老百姓公民權利意識覺醒，開始利用法律，聘請律師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當局理應鼓勵，樂觀其成才是，然而司法部長一句「講政治」，恍若時光倒流，難道中國人民真要重回「政治掛帥」的不堪年代？